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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负方案》中规定，小学一二年级的孩子不允许纸笔测试。结果在教育实践中，又不得不采取其他方式进行替代。我于2018年1月在浙江某区调研时，恰逢期末考试之际，当时一所实验小学正在筹备一二年级的期末考试，由于不能采取纸笔考试的形式，学校不得不实行游戏测试，即在游戏过程中展示自身所学习的东西，考试内容实际上还是原来纸笔考试的内容，只是学生不用笔写出来，而是用口说出来。然而，这样一场考试所花费的人力、物力远远超过纸笔考试的成本。实验小学为了布置具有趣味性的考场，大概花费了数万元的成本。

　　有人说，实行“幼儿园的去小学化”、“小学一二年级不采取纸笔考试”，是由于学生的手指发育不全，写字对孩童的手指发育会有影响。那70后、80后、90后、00后从幼儿园时开始写字、认字，怎么没有出现手指发育不全、影响工作和生活的问题呢？

　　第11条，“严禁发布考试成绩和排名”。在这一条中，不仅“严禁教育部门、学校以任何方式公布中小学生考试成绩及排名”，而且规定“学校不得举行中考、高考‘誓师大会’，不得发布中考、高考‘喜报’，不得标榜或变相标榜‘学霸’和中考、高考‘状元’”。

　　禁止“排名”已是老生常谈，我一直持批判态度，我始终认为，考试与排名在学校中是必要的，只要有竞争，就必然要有比较，考试和排名能够客观呈现学生的学习状态，而公布考试成绩和排名，能够通过正向激励的或负向激励促进学生进步。这一政策的原初导向是，为了保护后进学生而出台，所造成的后果就是学生越来越接受不了打击，越来越需要保护，而脆弱的心灵成为了自我不努力的保护伞，甚至沦落为摧残自我和摧残别人的借口。这一政策的导向明显存在严重的价值问题。

　　这条里还提到了“誓师大会”。2017年12月，我到著名的高考状元县会宁县调研，发现了一个重要而有意思的现象，会宁一中不仅每年在高考前举行誓师大会，而且每个班级都有自己的口号，每周一要在“国旗下讲话”之后由班主任带领学生宣读，不仅学生，而且老师都能够在其中感受到改变自我、改变命运的浩然之气。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之下，贫瘠的会宁县不断地创造着“教育能够改变命运”的奇迹。

　　誓师大会和口号宣读，是动员个体、激发个体和凝聚力量的重要方式。这也是在战争时期，为何每次出征之前，军队都会召开誓师大会的原因所在。誓师大会在教育领域，不只是一时之举，已经盛行了几十年，也不是一校之为，全国大量初、高中，都保留着中、高考誓师大会这一活动。我不明白的是，为何浙江省会禁止这一组织行为，不知意义何在。

　　此外，禁止发布“喜报”、宣传“学霸”和“状元”，也令人不明就里。每一个行业、每一个领域，都有自己的行业英雄和行业楷模。在学校中，难道不应该将学霸、状元和其他优秀学生作为自己的楷模吗？通过遮蔽楷模来达到抑制竞争的目的，有必要吗？能够抑制竞争吗？况且，即使学校不发布，难道社会就不关注了吗？

　　最后，第12条，“实施小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改革”。其中要求“强化评价的激励、诊断与改进功能，淡化评价的甄别与选拔功能”。

　　这一条政策表明了教育改革的目标，目的在于改变教育评价体系，从强化甄别、选拔功能走向激励、诊断与改进功能。过度强化甄别和选拔功能，会影响到教育的培养和教化功能，二者需要兼顾。但需要说明的是，教育本身必然存在甄别和选拔的功能，否则就无所谓培养人才、培养创新性人才的可能。激励、诊断与改进是必须的，但是如果为了改革，为了简单的平衡，从而废除教育的原初功能，那就与教育意义和国家政策南辕北辙了。

　　综合来看，浙江省《减负方案》的问题，没有弄清楚几对教育主体之间的关系。一是没有弄清政府和学校的关系。现在出现了“行政绑架教育”的做法，教育规律被行政任务所打破，教育秩序被行政命令所打乱，密集细致的行政指令使得学校老师在教育管理上无所适从。我国的教育改革，要重视到教育一线调研，要听取一线教师的真实想法，从中获得教育改革的真谛，不能想当然地实施一些与教育规律、社会需求相悖离的教育政策。

　　二是没有弄清楚学校和家庭的关系。学校和家庭同为教育场所，教师和家长同为教育主体，但是主次关系没有分清。到底谁主谁次没有定论，两者都非常重要。然而，学校作为专门的教育场所，教师作为专业的教育主体，应当享有教育的主导地位。我国的家庭目前还是以双薪家庭为主，双薪家庭意味着学生父母的主业是市场劳动参与，他们不可能成为专业的教育者，家庭只能辅助学校进行教育。按照《减负方案》的导向，是想把全国的父母都变成专业的教育者，这意味着，家庭中必须有一个人回家专门陪伴子女接受教育，这不仅对于家庭会存在潜在的生计风险，而且对于国家而言会产生社会稳定的风险。因此，教育政策必须强化学校的教育功能和教育权威，而非不断剥夺学校的教育功能，弱化学校的教育权威。

　　三是没有弄清楚家长和培训机构的关系。《减负方案》通过削弱学校的教育权利、压缩培训机构的发展空间、释放家长的教育压力以实现减负的目的。按照这一政策，学校减少参与、家长减少参与、培训机构减少参与，学生去干嘛呢？所有的主体都减少了参与，竞争就消失了吗？学生就去自由玩耍了吗？答案是否定的。

　　政府最易监控的主体是学校，因此，真正能够被管住的只有学校和老师。当学校和老师被管住了，家长就必然会和培训机构合谋。观察发现，在减负政策出台后，国家加强了对培训机构的管理，由于培训机构需要取得资质，因此最终的结果是“大鱼吃小鱼”，大量的小型培训机构被取缔，富了一批拥有雄厚资本的培训机构，而家长的培训成本则水涨船高。当家长和培训机构隐秘的合谋固化下来，届时国家要想再次扭转教育局面，恐怕就要面临更大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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