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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近年越来越严格的政策执行力度，彻底终结了过去多年的政策模糊空间，农村中学教师的“良心”补课行为越来越很难坚持。在国家严格“执纪问责”压力下，教育政策的高压线越来越多，已经不再有模糊空间。

　　2016年，X县针对教育领域的“十五不准”中，首要的一条是，“严禁在职中小学教师组织、推荐和诱导学生参加校内校外有偿补课和教师参加校外培训结构或其他教师、家长等组织的补课班进行有偿补课。”学校组织初三毕业班补课也不行，政策执行得非常彻底。

　　“减负”政策的硬执行是纪委监察部门介入后实现的，纪委监察部门打破了地方行政部门的模糊政策。这种情况下，基层教育官僚和教师不会冒风险增加学生学习时间、提高他们的竞争力。教育行政官僚和老师的“自保”逻辑开始占主导，教育领域的竞争意识削弱。

　　“本来是民不告官不究，但是现在凡是存在学校组织补课，必然有人举报”。虽然大多数家长希望孩子在学校更长时间地学习，但是在政策规定的时间之外，没有老师愿意“无偿”补课。那么谁是举报的主体呢？举报的逻辑是什么？除有学生举报之外，最普遍的是市场培训机构举报。

　　虽然是匿名举报，监察部门却知道是培训机构举报的，因为“他们的举报不仅关注自己的孩子，而且关注学校违反政策，不是家长那种出发点，家长只关心自己的孩子。培训机构的举报内容很细致，涉及多少老师、多少学生、如何收费等”。监察室干部一刀见血，“因为这其中涉及培训机构的利益问题。毕业班组织补课，影响的就是在学校门口的培训班的生意。”

　　从个人角度来看，一刀切地禁止“补课”的政策并不利于农村学生学习。相当比例的干部是从中小学老师转岗过来的，非常理解目前的基层教育现状和问题。但从行政角度，教育局必须执行政策，凡是违反政策的必须要问责，“不能同情，有偿补课就要一刀切”。

　　对于成绩问题，监察部门干部表示，“这是教研室的事情，我们管的是不能逾越政策底线。”这造成了很多学校校长非常难当，因为类似于“一刀切”的禁止补课政策给他们带来很大压力。

　　不足的是，目前监察部门仅限于对正规学校和老师的管理。由于课外培训机构又多又分散，即使国家授予教育行政部门权力，也很难管理。“X县200多个培训机构，只有7个是正规的。”难以管理的原因是“人财物都是归个人，怎么管？”

　　新出台的“减负三十条”可能会引发公众对中小学教育政策的再次反思。但目前主导基层的教育竞争逻辑难以改变，这是大的社会结构决定的。教育竞争中合理和不合理的因素都长期保留下来。

　　减负政策对行政部门和公立学校的影响很大。在不断加压的“减负”政策压力下，基层教育的逻辑越来越服从“官僚理性”，地方教育竞争意识会减弱，也难以回应社会公众的需求。只要社会竞争压力传导到教育领域，则学校越是 “减负”，学生课业负担，越被市场逻辑反向增强。

　　当然，教育责任向市场转移更多是城市的实践。农村家庭的教育责任还没有转移过来，也没有这个条件。农民习惯于把教育责任全部交给学校。幸运的是，长期以来，在地方政府主导的教育竞争逻辑下，学校和老师还依然愿意提供廉价“补课”这一教育产品。

　　而在越来越严格的“减负”政策下，学校和老师也开始退却，城市学校的逻辑将延伸到农村学校。农村家长的这种“不负责任”将不利于农村孩子教育竞争。农村薄弱地区的教育将受“减负”政策最严重的影响。这是值得高度警惕的。

　　相关政策应当准确认识农村学校这类有组织的“补课”服务，这不应当被视为营利性的手段和不合理的学业负担，而是一种公益性服务。只要高中和大学存在选拔性考试，那么学校就有义务为学生提供基本服务。现阶段城市家长可以在市场寻找相关服务，而农村家长缺乏这种条件。作为乡村教育振兴策略，国家应当通过适当补贴，把中小学老师组织起来为农村学生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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